农村留守儿童聚集地成校园性侵“重灾区”(3)

思思所在的梅溪镇中心小学校长付奇峰告诉记者,学校课程中基本没有“性教育”方面的内容,唯一能与“性教育”沾边的只有生理课本上区区两页介绍两性生殖系统的内容,“我们这里,也没有专门的老师可以上这个课,你要再往深一些说,老师也不好意思开口。”

开学前期,童话大王、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中倡议,开学第一课应对全国小学生进行防性侵教育。在他发起的是否要进行防性侵教育投票中,有11000多人表示赞成,占到投票总人数的97%。

由于不懂得在遭受侵害时如何留取证据维护自身权益,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中,调查取证也成为难点。

“一般要留取事发当天的内衣裤以便公安机关取证。”青少年维权律师张文娟说,留存内衣裤和寻找目击证人是性侵案件取证的关键,在没有物证和证人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口述”将被看做“孤证”,“仅凭孤证不可能定罪。”

而在实际情况中,连基本的性常识都不具备的农村中小学生,几乎很少有人懂得如何搜集遭强奸或性侵的证据。在广大偏远农村,即便是成年人,在遭到性侵犯后,也未必懂得留证。

“女儿就算早点告诉我,我肯定也是第一时间把内衣裤洗了,不可能留到现在。”思思的母亲王小英也是在女儿的案子“立案无门”的情况下,多方打听后才听闻“留证”一说,“我们农村人哪懂这些?”

思思控诉3名教师长期、多次奸淫自己的案子,最终因“证据不足”未被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法律缺位

针对性侵未成年学生“隐蔽性高”、“不易被发现”造成违法成本低的问题,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了一场闭门座谈会。

座谈会上,最高法现任唯一一名女性副院长黄尔梅将矛头直指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她特别强调,要坚持依法对这类犯罪从重处罚,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培训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进入学生宿舍强奸未成年人的,以及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累犯,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